财税改革应减税增税两手一起抓

《中国产经新闻》：审计署最近发布消息称，将组织全国审计机关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有专家认为，此次审计的目的是再次对政府性债务进行摸底，为新一届政府解决财税体制改革做铺垫。对这种说法您怎么看？

张广通：地方债务问题从源头上来说，就是赤字财政搞经济，也就是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种泛滥的趋势。但是，发展也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而这几年关于减税的呼声很高，中央也不断推出结构性减税的措施减轻企业个人的负债，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来减轻中小微企业包括居民个人的负担。但这就面临着一个矛盾，一方面发展经济需要很多资金，而税收又不断减免。减税对于一些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来说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总是减税，又不给增税，地方政府又缺钱，加上还有很多的债务，而经济发展又不能停滞，那就只能卖土地，搞土地财政。卖土地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很大，甚至比税收还多。而法制的不完善，就导致了地方政府筹集资金的渠道很多都不规范。除了土地财政之外，要么就是乱收费，罚款，成立基金，不然就是政府的权力干扰银行，地方国有企业向银行贷款等。所以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现在地方政府欠下了大量的债务，甚至现在还在继续膨胀。

那么，最近为什么审计署将组织全国审计机关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地方债务不断积累，这几年膨胀得更快。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中央用4万亿拉动经济，但4万亿从哪来？除了财政占了一部分以外，其余大部分都来自银行，或者地方政府卖土地，所以中央把这个气球吹出来，现在气球吹大了，但又不能戳破，就得等气球慢慢放气。最近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美国底特律汽车城的破产，这件事对中央政府有启示或者有刺激作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泡沫是很严重的，房地产的泡沫、企业生产能力过剩的泡沫，以及地方债务累积额的泡沫等，任何一个泡沫一旦破裂，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另一方面又要调结构，稳增长。调整经济结构肯定会对地方一些质量比较差、污染环境、技术水平比较低的高耗能企业要进行关停，这本身可能会刺激这个泡沫破裂。企业关了，债务怎么办，所以还要维持企业的运转，政府给企业还债，但是环境不等人，此外，工人会失业，也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所以从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的经济要从一个泡沫经济、粗放式经济转化为集约、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方式，要消化前几年的遗留问题，重新走向一个健康的、升级版经济发展模式。这就对税制改革提出的挑战。

《中国产经新闻》：国务院决定从今年8月1日起，对小微企业中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营业税纳税人，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这是不是一个新的税制改革信号？

张广通：这是结构性减税的一个新的动作，但是这个似乎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因为减税的项目不太合理，免征的是增值税和营业税。增值税是中型税收，是不能随便减免的。因为如果减免了，增值税的抵扣链条就断了，发票开具会出现一些问题，就会造成企业之间的不公平。再有就是没有拿出一个更新的减税措施。

税制改革一直在启动，结构性减税落实起来也有阻力。地方政府本来财政收入就不怎么样，再减税就很不情愿。所以落实起来会有阻力。地方政府要么这边减税，表面落实，但之后就要去找钱了。其次，减税后，债务就很麻烦了，因此，可能还要增税，增加财政收入。那么有两种办法增加收入。一是开增新税，调整税制结构，可能有些税种要合并或取消，开辟一个正规的增加税收渠道。这就涉及税制改革的问题了，比如说房产税、资源税等。

《中国产经新闻》：在财税改革问题上，有人提出如果把消费税收益归地方所有，就会激励地方政府将投资转向与居民消费有关的行业和领域，由此可以改变地方政府“唯GDP论”发展，对此，您怎么看？

张广通：营业税转增值税现在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从税制改革来说营改增是一个大趋势，保持税收中性，解决这个增值税、营业税双轨制带来的麻烦，创造公平中性的税收环境。但另一方面营改增就是减税，而且减税数额很大，这对财政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增值税是一个共享税，而营业税又是地方的主干税源。因此营改增以后地方收入就减少了，如果不调整增值税分成比例来填补营业税转增值税给地方政府收入留下的缺口，那地方政府在落实营改增的时候就有阻力了。所以要调减中央的比例，增加地方的比例，这是一个很大的减税措施了。

对于消费税，中央早就提出了要调整税目税率了，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搞清楚消费税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税？它是一个带有很强调控性的税种，并不是一个取得收入的一个很有潜力的税种。因为它主要是对高耗能、消耗不可再生资源的奢饰品、烟酒、化妆品、汽车等这种征税，有些是调控性的或是有限制性的产品。

关于消费税应不应该给地方分成，从1993年分税制改革起就一直争论，最后的结果是消费税百分之百归中央，目的就是带有调控性和限制性。那么现在想要分成，这是可以探讨的。但是下发给地方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就很有可能造成地方政府“左手收右手退”，“明征暗退”，这个本身是错误的，扭曲了税收政策，造成了市场竞争的不公平。所以说消费税为什么不下发给地方，是跟这个税的功能有关系，是有调控性作用的。现在中国的税主要都是分成制，原因就在于下发给地方的话，担心一放就乱，扭曲市场经济。

《中国产经新闻》：1994年分税制改革较好地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但是随着近年来，地方财力相对困难，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说法一直出现。有人提出地方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间的财权、事权划分不匹配，但也有人提出这种说法是个“伪命题”，因为财权与事权是两个概念。对于这两种看法您怎么看？

张广通：财权和事权永远也匹配不了，中国政府是从中央到地方一统制，单一制的政治体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利益风险的共同体，所以中国政府可以允许企业破产，但是不会允许地方政府破产。每年财政预算的时候，有一条写着，地方政府不允许做预算赤字。为什么不允许地方赤字？因为地方政府如果有赤字，上级政府拨钱把这个窟窿给补上，最后把赤字都汇集到中央，所以只有中央才有赤字。中央政府有特殊发债权可以解决中央赤字。

目前这个局面就是一个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一个不合理的政绩考核制度，导致层层都是粗放式发展，政府没钱了就加大收税力度，要么就强行银行贷款，搞了很多的项目，然后靠这个虚假的政绩去买官或者升迁。而这种不负责任的发展模式容易在财政紧缩过程中出现金融危机，所以现在治理整顿。

那么从财税角度来说，改革无非就是两手，一就是减税，免税，这就是结构性减税。二要收，收就是增税。减税加增税，这两手一起抓。一方面，减税合理了有利于经济长远发展，经济搞活了税收就增加了。另一方面，要通过增来应着减，这也要改革。

资源税要改革，重量定额改为重价定率征收。其次是环境保护税，那是要提高经济的质量。这个是国际惯例，建立绿色税制体系，环境保护税首当其冲作为一个重要的税种。我国要开征环境保护税，都已经列入“十二五规划”了，现在已经是2013年了，还有两年。环境保护税必须要开征。还有就是房产税。现在说要加快实施的步伐，房产税作为一个地方政府一个稳定的税源，地方也欢迎，好多地方提出要试点。这是开正门堵邪门的一个办法。持有房屋太多的大户型增收高额的房产税，但初期不可能太高，简单征收一下，慢慢适应了再增加。

税制改革的总体趋势就是要给富人加税，给穷人减税，来解决贫富悬殊带来的社会危机。未来发展趋势，可能中央的主干税不多，中央跟地方这种分成的税多，地方比如在财产税、环境税这块要强化。分成税上，中央拿大头，地方政府拿小头，中央和地方实权的问题到底该怎么划，从1993年分税制改革到现在，已经都20年了。这就涉及到一个财税体制怎么配套，解决了税的问题只不过是一个收入的问题，要解决收入合理平衡的问题还需要财政体制来调整，所以这又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中国产经新闻》：从税制改革来说，现在问题那么多，改革也很有阻力，您对未来抱有希望的底气在哪里？

张广通：希望当然还是有的，虽然是问题一大堆，从目前统计过，地方债务还是在可控范围内。中国经济通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还是有底气的，不至于要崩溃，但是这个危险是存在的，而且总体来说，现在经济出现了一个增速下滑的趋势，但目前处于一个7.5%比较中速的、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状态，这个大趋势没有变化，经济也没有像金融危机爆发时那么困难，所以现在经济形势总体是平稳的，当然现在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要保证这个局面不能下滑。

其次，是现在的政治改革，包括其他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来看，中央还是有能力控制这个局面。现在就是摸清底细，慢慢处理消化。另外一方面，从财税改革来说地方政府还是积极配合经济结构调整，还是从好的方面发展。这么多年不断减税，为民生做了很多事。“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事总不是那么好干的，现在地方出现财政困难，但是总体上各地方还是落实了。但是光税上落实还不够，其他方面要配套。但中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拿出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办法，思路不清晰，没有形成一种机制。

总的来说，就是现在税制改革、财税改革正在探讨，现在改革的环境还是很不错，中央有这个决心，从一揽子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大文明一起抓。现在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必须动真格，实实在在解决问题，有这样一个很好的改革机遇，问题不大。

(来自：中国产经新闻报)